梅新育：应公正看待中国对非经贸

From: 梅新育梅新育论衡 2019-11-26

前言：

中非论坛开过，中国与非洲之间的经贸预计还将进一步发展，但非洲国家国内和第三方对中非经贸的非议我们也不可忽视。特别是非洲国家内部对中非经贸的不合理要求和非议，我们不能自欺欺人无视。2013年，我在FT中文网上与时任尼日利亚央行行长拉米多·萨努西（Lamido Sanusi）笔战过一次，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那场笔战之所以令我难忘，是因为笔战起因于这位先生当时在英国《金融时报》刊发了一篇文章《非洲必须抛弃对中国的浪漫期许》（Africamust get real about its romance with China，FT中文网报道文章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9379?archive），其主旨是强调中非经贸关系中的竞争和利益对立，而且文中多处对中国使用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剥削”这样的刺眼字眼。而且以下因素大大增强了这篇文章的杀伤力和对我个人感情的刺激：

首先，习近平主席初次担任国家主席之后首次出访目的地就是非洲，此文特意选择在习主席出访非洲前夕刊发，其用心可想而知。

其次，尼日利亚是拥有1.49亿国民、923768平方公里国土的非洲第一人口大国，经济总量也仅次于南非而位居黑非洲第二，作者拉米多·萨努西（Lamido Sanusi）身为该国央行行长，政治经济地位足够高。

第三，萨努西之父曾任驻华大使，他本人小时候在北京生活数年。

第四，2011年9月6日，萨努西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尼日利亚央行考虑将其储备的5%—10%转为人民币资产，并强调这是尼日利亚的战略性决策。当时颇为引人瞩目，中国《金融时报》记者袁蓉君女士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的新闻发布会现场给我打电话采访，描绘当时的情景：萨努西特意身着中山装，……，我很高兴，对此作了热情洋溢的评论，事后又发表数篇文章赞赏尼日利亚央行这一决策。结果一年半之后萨努西刊发这么一篇文章，对中国扣“新殖民主义”之类帽子，还特意选在习主席首次以国家主席身份出访前夕，不能不令我个人深感刺伤，于是奋笔疾书，投稿FT，反驳他的论调。

萨努西后来在尼日利亚国内政治斗争中失利，失去央行行长职位，转任州行政主官。我注意到，这个新的位置可能让他切身体会到了对华经贸对尼日利亚这类非洲国家经济、社会、财政等等的积极意义，他在此职位上阻止了当地一些对华贸易保护主义行动。这场论战过去五年半了，但当时我们面临的形势在一定程度上正在重演，贴出这篇旧文，回顾这段故事，若能对诸君、对一线工作有所启示，则作者幸甚。

本文原稿标题为“《非洲该如何现实地认识与中国关系？——与尼日利亚央行行长商榷》”，在FT中文网刊发时编辑修改标题为“《应公正看待中国对非经贸》”（FT中文网，2013年3月22日，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9564#utm_campaign=1P110215&utm_source=EmailNewsletter&utm_medium=referral），刊发时有删改，这里贴出原稿全文，标题使用FT中文网刊发时的主标题，保留原稿的副标题。

拉米多·萨努西（Lamido Sanusi）原文报道中文版《非洲必须抛弃对中国的浪漫期许》（Africa must get real aboutits romance with China）FT中文网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9379?archive。

FT中文网刊发我这篇文章时在标题下摘要如下：

“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尼日利亚央行行长萨努西的‘中国殖民非洲’论背离现实，对中国企业过多使用中国劳工和设备的抱怨也不合理。”

编者按如下：

“本文是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先生对尼日利亚央行行长拉米多•萨努西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的《非洲不应对中国心存幻想》一文的回应。”

另外，近日巴基斯坦高官就安西北庭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回顾我的相关旧文，供诸君参考。在任何事务上，我们都应该牢记站稳中国利益的立场，冷静客观，不要一厢情愿：

梅新育：瓜达尔港无关中国能源进口

梅新育：“阿富汗少女”与丝路经济带潜在政治风险

2018.9.24

应公正看待中国对非经贸

——与尼日利亚央行行长商榷

梅新育

尼日利亚央行行长拉米多·萨努西（Lamido Sanusi）先生在英国《金融时报》网站的一篇文章激起了广泛的注意——《非洲必须现实地认识与中国的关系》（Africamust get real about its romance with China），因为这篇文章主旨是强调中非经贸关系中的竞争和利益对立，而且文中多处对中国使用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剥削”这样的刺眼字眼。由于作者身为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利亚央行行长，且其父曾任驻华大使，这篇文章的杀伤力由此大大增强。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徒，我理所当然支持包括非洲在内的贸易伙伴现实地认识与中国的关系，支持我国贸易伙伴发展本国经济的意愿，但怎样认识才是“现实”？拉米多·萨努西先生正是在这一点上陷入了误区，而他和他的赞成者们对“现实”的片面认识又只能损害非洲在市场上的谈判地位。

一、荒诞的“中国殖民非洲”论

拉米多·萨努西先生文章全文立论基础和最抢眼之处无疑是这段文字：“中国拿走我们的初级商品，把制成品卖给我们。这也属于殖民主义的性质。英国人当年去非洲和印度也是为了获取原材料和市场。非洲现在是在心甘情愿地张开双臂拥抱一种新形式的帝国主义。”但具备足够经济和历史知识的客观观察者不难看出此论之荒谬。中国与非洲国家贸易的特征是“中国出口制成品vs非洲出口初级产品”，这一点确属事实；历史上许多殖民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出口制成品而从殖民地进口原料，这也是史实；但即使不谈中国并未对非洲国家实施“炮舰政策”，出口制成品而进口初级产品的贸易模式也绝不能与殖民主义划上等号。制成品出口国未必是殖民宗主国，而有可能是殖民地；初级产品出口国未必是殖民地，也有可能是殖民宗主国；在历史上，这样的情况非止一端，即使英帝国和沙皇俄罗斯帝国这样的殖民大国也不例外：

当年沙皇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波兰工商业明显比俄罗斯本土发达得多，以至于俄罗斯本土资本家纷纷要求政府限制进口波兰制成品，难道当时的俄罗斯是波兰殖民地？

就连英国人，最初到印度时也不是为了获取什么原料，而是从手工业发达的印度大量进口棉布，以至于17世纪时英国有评论称：“突然间，我们发现我国所有的妇女，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穿上了印花棉布”，而且“窗帘、坐垫、椅子和床上，除了印花棉布或印度其它纺织品外几乎没有别的织品。”[1]难道我们因此能说那时是印度对英国实施了“殖民主义”？

今天的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在中国与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贸易商品构成中，中国出口制成品比例都明显高于进口制成品比例，进口初级产品比重则明显高于出口初级产品比重，即使对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公认强国、富国的贸易也不例外。根据《联合国贸易标准分类》（SITC）原则衡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商品目录》，在22类商品中，第1类至第5类全部属于初级产品，第9、10、11、15类部分属于初级产品。为计算简便起见，即使仅将第1类至第5类纳入初级产品计算，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对华出口中初级产品也几乎都超过了一半，美国对华出口中初级产品占比也相当高，他们从中国的进口则无一例外95%以上属于制成品：

2012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总额441亿美元，其中初级产品337亿美元，占77%；中国对俄罗斯出口总额441亿美元，其中初级产品22亿美元，占95%，制成品占95%。

2012年，中国从加拿大进口总额232亿美元，其中初级产品109亿美元，占47%，若严格按照《联合国贸易标准分类》（SITC）原则将第9、10、11、15类部分计入，从加拿大进口中初级产品占比大大超过50%；对加拿大出口总额281亿美元，其中初级产品12亿美元，占4%，制成品占96%。

2012年，中国从美国进口总额1329亿美元，其中初级产品286亿美元，占21.5%，对美国出口3518亿美元，其中初级产品88亿美元，占2.5%，制成品占比97.5%。而且从美国进口中初级产品占比呈上升趋势，2007年自美国进口总额694亿美元，其中初级产品82亿美元，占11.9%，比2012年占比低9.6个百分点。

2012年，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总额846亿美元，其中初级产品656亿美元，占78%；对澳大利亚出口377亿美元，其中初级产品13亿美元，占3%，制成品占97%。

倘若按照拉米多·萨努西先生文章的逻辑，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就都是中国的殖民地了，而且美国遭受中国殖民压迫的程度不断加深，时至今日在某些方面已经比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深，因为中国对美国出口中制成品占比比另外三国还高，但这样的结论岂不荒唐！由于拉米多·萨努西先生文章大多数断言都是建立在这个逻辑的基础之上，全文立论能否成立，可想而知。

二、“中国殖民非洲”论的逻辑将引爆非洲国家国内矛盾

不仅如此，鉴于非洲各国国内复杂的民族、部族、宗教构成与矛盾，拉米多·萨努西先生文章的这一逻辑很容易被引入非洲各国国内争端，激化社会矛盾冲突，激励分离主义，拉米多·萨努西先生的祖国尼日利亚就是最大潜在受害者。

经济规律决定了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不可能在各地区同步发展，总有地区以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主，而有的地区以初级产品行业为主；在中国、日本、韩国等具有高度内部统一性的国家，人们不会把这种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区域分工上纲上线政治化，只会自然而然追求利用这种分工带来的机会和潜力，就如粤北山区和粤西不会抱怨珠三角对他们实施殖民主义，湖南、江西不会抱怨广东对他们实施殖民主义，济州岛不会抱怨首尔地区对他们实施殖民主义，北海道、九州、四国和本州岛其它地区不会抱怨东京横滨对他们实施殖民主义，相反，他们会充分利用珠三角、广东、首尔、东京横滨给他们创造的机遇。

但是，在内部统一性较低、民族宗教冲突错综复杂的国家，拉米多·萨努西先生的逻辑就很容易被应用于区域分工，把原本单纯的经济问题操弄成爆炸性政治问题，最后是除了矛盾激化外什么经济发展的实事都干不成。须知撒哈拉以南各国并不是本土民族和部族自主发展建立的国家政权，而是殖民者的遗产；众多部族尚未发展出成熟的民族认同，遑论国家认同了，199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浪潮又在许多方面巩固、加强了这一点。错综复杂的部族、民族、宗教矛盾是几乎所有非洲国家的长期冲突之源，尼日利亚独立建国仅仅7年就因此爆发了血腥的比夫拉战争，300万人在内战中丧生，至今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在基督徒和穆斯林居住区交界地带，冲突仍无日无之。在这样的情况下，拉米多·萨努西先生的逻辑会给非洲带去什么？拉米多·萨努西先生和抱有与他类似见解的非洲人士念及此否？

三、发展本土制造业的关键是改善环境而非抱怨别国

当然，认为拉米多·萨努西先生的文章逻辑荒唐，不等于我们不理解我们的非洲贸易伙伴希望发展制造业、提升本国产业结构的愿望。事实上，我国政府为引导中国制造业企业在非洲投资生产、发展现代服务业付出了额外的巨大努力，突出表现为在非洲设立的数处中国经贸合作区，包括2006年在尼日利亚拉各斯西南设立的莱基经贸合作区，其目标是在当地建设几个非洲的“深圳”。与此同时，在成本上升的压力下，中国也在鼓励东部沿海地区逐渐丧失比较优势的成熟产业向外转移，“腾笼换鸟”的提法早已提出并实施数年了。

然而，在发展本土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招揽产业转移的竞争中，不是所有地区的良好意愿都能成为现实，制造业发展需要相应的环境，安全、基础设施、产业配套、人力资源、公共服务、宏观经济稳定性、……缺一不可，只有能够提供这些的国家和地区才能在竞争中胜出。越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度高的产业，对这些要素的要求越高。从建国初的一穷二白到现在“中国制造”能够打开和覆盖世界市场，中国靠的并不是拉米多·萨努西先生文中批评的什么“掠夺性政策推销”，而是击败外寇，扫平全国数以百计的大小军阀、土司、头人，实现国内统一和平；消除民国时期天文数字通货膨胀，控制财政赤字，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稳定；全民扫盲，实现接近100%的成人识字率；不断改善基础设施，在许多方面已达世界先进水平；建立全世界最完善产业配套，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鞭策各级政府不断改进公共服务；……。

在新一轮世界产业重新布局中，中国中西部、东南亚、南亚次大陆、东欧、拉美、非洲在很多方面同场竞争，就连20年来一直被西方排斥在世界主要市场之外的朝鲜，也在努力打破外部制裁，力争在这一轮产业重新布局中分一杯羹。面对众多竞争对手，非洲在这些方面准备好了吗？拉米多·萨努西先生在文中主张出台对在非洲建立制造业的激励措施，但是，面对非洲大陆连绵不断的暴力冲突和横行无忌的武装匪帮，连拉各斯国际机场都能够被武装匪徒抢劫，非洲的贺晋年将军和杨子荣在哪里？面对动辄两位数甚至三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动荡的汇率，非洲的陈云在哪里？还有年久失修的公路铁路港口，……说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面对非洲安全和商业环境如此众多的问题，要想发展非洲本土制造业，指责中国没有任何用处，弯下腰身埋头干活才是正道，商业环境的任何进步都要靠点点滴滴的实干去争取，拉米多·萨努西先生以为然否？

四、经济发展战略和目标应实事求是

一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目标应当实事求是，注意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避免好高骛远盲目追求不现实的目标。而且，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目标之间常常会存在冲突矛盾，这就需要决策者明了本国最需要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作出明智的取舍。许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遭受重挫，就是在这两个方面出了差错。我们理解非洲贸易伙伴希望发展制造业、提升本国产业结构的愿望，但这不等于我们就不该指出一些期望目标不切实际，或是自相矛盾。

拉米多·萨努西先生的文章中流露出对一些资本技术密集产业的向往，这种向往可以理解，但根据非洲资本和技术缺口突出、基础设施落后、安全环境恶劣、国内市场狭小因而不具备规模经济、就业问题突出等现实，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不应该被非洲国家政府列为重点发展领域，重点发展的应该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的产业，即使非洲国家耗尽国家精血建立起来，在一二十年内也不可能具备任何商业竞争力，甚至无法保证正常运转。由于国家规模、社会统一性和政府动员能力存在本质差别，加之国际环境变迁，中国、日本、韩国能够成功实施的某些经济赶超战略，其它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无法复制。二战之后数十年来，众多发展中国家已经一次又一次在这个问题上交纳了无数学费，非洲有多少本钱可以继续交学费？

拉米多·萨努西先生在文中第一节就写道：“中国人则购买尼日利亚的原油。他们在非洲很多地方建立庞大的采矿业务。他们还修建基础设施。但是，不同寻常的是，他们所使用的设备和劳动力是从国内进口的，不向当地人转移技术。”在文章临近结尾处又主张出台确保雇用非洲人的政策。在设备进口方面，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和建设使用中国国产设备，这种做法果真“不同寻常”？欢迎拉米多·萨努西先生列举美国、欧洲、日本在非投资企业大量使用非洲生产先进技术装备的实例。中国企业是逐利的市场主体，即使中国政府制订进口替代产业政策时也必须充分考虑满足国内企业对不可替代的进口设备的需求；如果非洲能提供技术水平、价格、质量、服务具备竞争力的本地产技术装备，他们没有理由不采用当地设备，问题是——非洲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装备制造业吗？

拉米多·萨努西先生对中国在非企业使用国内员工的抱怨更是既张大其辞，又与其文章中提出的其它期望目标相互冲突。首先，尽管存在许多渲染，但我国对外劳务合作派出的劳务人员总数并不多，国内年复一年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也使得中国政府越来越缺乏动力鼓励国民劳务出口。根据商务部统计，2012年，我国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51.2万人，其中承包工程项下派出23.3万人，劳务合作项下派出27.8万人，年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85万人。2013年1月，我国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2.9万人，其中承包工程项下派出劳务1.4万人，劳务合作项下派出1.5万人，1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81.9万人。总数才80多万在外劳务人员，即使全部派到了非洲，对人口十亿的非洲就业影响几何？在非洲的中国人再多，能比得过欧美前殖民宗主国人多吗？

中国文化教育普及，中国国民的勤奋全世界有目共睹，中国企业在数十年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已经锻炼出了许多适用技术、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非洲国家劳动力素质则普遍存在文化水平不高、缺乏技术管理能力等弱点，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1人类发展报告》数据，2005—2010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成人识字率为93.5%，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成人识字率只有61.6%，为世界各大区域中最低，其中尼日利亚为60.8%。[2]有鉴于此，与其说在非洲的中国员工夺走了非洲人的就业机会，不如说是非洲国家利用了中国教育和产业实践的成果。归根结底，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装备和管理，这本来就是一国引进外资最重要的预期收益之一，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如此，而许多知识技能是无法集中灌输传授的，只能通过长期的示范学习传授。

拉米多·萨努西先生抱怨中国在非企业使用国内员工，主张出台确保雇用非洲人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思考清楚本国和非洲最需要的是什么，没有在相互矛盾的主张要求之间作出必要的取舍。希望就业机会尽可能不肥水外流，这是正常的心态，问题是东道国劳动力素质能否满足经济建设需求？在本地人就业方面的要求是否会损害基础设施和投资项目建设的效率、质量？这些要求是否会大大抬高众多投资项目的不确定性以至于投资者退避三舍？外资企业接受这些要求是否会带来投标要价提高等一系列后果？非洲目前是需要多快好省建设好拉米多·萨努西先生文中所主张的“一流的基础设施”，还是情愿为确保雇用非洲人而容忍基础设施建设高成本、低效率和低质量？……把这些问题想清楚，明智的决策者该如何选择，也就明白了。

与其抱怨中资企业雇用了太多中国员工，不如努力提高本国劳工技能和劳动纪律。毕竟把中国工人带到海外工作成本起码比在国内高一倍，倘若非洲劳工技能和纪律能接近中国员工水平，逐利的企业不会愿意承担从中国国内派遣员工的高成本，抱怨无助于提高非洲劳工的技能、纪律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而且，对于东道国而言，其外资政策的首要目标应该是让企业正常经营盈利，从而能够给东道国带来税收、外汇等各项利益。在不妨碍这一目标的前提下，雇用的本国员工多多益善。倘若由于强迫企业聘用太多不称职员工而损害了企业效率，东道国反而因小失大。随着对非经贸的发展，自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来，中国已经成倍提高了对非洲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希望东道国政府珍惜中国人民的付出，充分发挥中国为其培训人才的潜力，这样才有利于激励中国人民增加这方面的投入。

在更大的背景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与印度一样，非洲许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就是过度僵硬的劳工制度。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前殖民宗主国相差甚远，却大量拷贝复制了欧洲那奢侈、不可持续的劳工制度。这样的劳工制度现在在欧洲本土都难乎为继，印度政府竭力企图通过设立经济特区等措施规避僵硬劳工法规的制约，难道非洲国家还能指望长久维持这套制度甚至进一步加码？希望非洲国家政治和舆论精英们理解，过高的最低工资标准，过于严格的雇用和补偿要求，貌似维护了劳工权利，实则并不利于非洲扩大就业，特别是不利于在现代产业部门最大限度创造就业机会。须知撒哈拉以南非洲劳动力市场的现实是绝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劳动力都还集中于传统“前现代”农业部门，失业率居高不下，如尼日利亚1991年15—64岁人口就业率只有52.7%，2008年进一步下降到51.8%，[3]且正规就业通常只占非洲国家就业总数的20%以内。在此情况下，过高的最低工资标准，过于严格的雇用和补偿要求，受益者最多只能是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就业总人口不到20%的现代产业部门正规就业人员，占劳动人口绝大多数的传统产业部门劳动者、脆弱性就业者和失业者无法收益，反受其害，因为给予小小的现代产业部门员工过高薪酬（按非洲标准衡量），无异于制造一小批工人贵族，阻碍企业采纳密集使用人力的生产方式，而是倾向于多用机器设备，阻碍农业部门劳动力转入现代产业部门。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国内一小批贵族化工人与占多数的无业游民、农民之间矛盾必将日渐滋长。相比之下，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时期，曾提出一个说法“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当时新中国能在与美军激战朝鲜的同时仅用3年时间便完成战后经济恢复，比欧洲国家二战后普遍花费四五年乃至更多时间方才完成经济恢复快得多，上述劳动人事政策对稳定社会和发展经济起到的积极作用不可低估。进此诤言，愿非洲有识之士三思。

五、责骂中国恶化非洲谈判地位

拉米多·萨努西先生的文章立论不仅不符合史实、事实和经济逻辑，而且必然损害非洲自身在市场上的谈判地位。须知中国与非洲贸易快速增长始于1990年代西方国家纷纷漠视非洲、众多非洲国家对外经贸乃至整个财政走投无路之时，20年来，中非经贸之所以快速增长而令西方嫉妒，关键在于中国不干涉非洲内政，且愿意向非洲支付明显高于西方国家的价钱。拉米多·萨努西先生文中“让中国赚钱也让非洲发展”的说法令人误解中非经贸令中国单方面受益，实属误导。尽管目前非洲已经走出1980—1990年代“失去的二十年”，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其经济基础薄弱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非洲的经贸合作伙伴不是太多而是还不够，初级产品牛市终结、熊市临近又在威胁非洲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在这种情况下，用误导的说法损害非洲与其出价最高、增长最快贸易伙伴之间的信任，伤害中国民间对非洲的感情，恶化中国投资者对非洲投资环境的预期，难道能增强非洲在西方贸易伙伴面前的谈判地位？

中国不仅是世界头号出口大国，而且是全世界第二进口大国、进口增长最快的大国。2000—2008年间，世界进口年均增长12%，美国、欧盟27国、日本、俄罗斯、巴西、印度年均增速分别为7%、12%、6%、21%、14%、14%（2005—2009年数据），中国进口年均增速则高达22.4%。2009年，世界进口萎缩24%，中国进口只下降11.2%。2010—2011年，中国进口增幅分别高达38.8%、24.9%，即使在世界经济风声鹤唳的2012年，中国进口仍然增长了4.3%。[4]国内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内消费连续10余年保持两位数或接近两位数增幅，[5]……这一切为中国创造了旺盛的进口需求，而持续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又确保了中国的进口支付能力，从而使中国得以凭借强大进口能力带动贸易伙伴经济增长，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果实。从东南亚、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安哥拉到苏丹，越来越多的贸易伙伴从中国旺盛的进口需求中受益越来越多。中国又是世界瞩目的新兴对外直接投资大国，继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幅后，今年头两个月，我国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又同比增长147.3%之多。特别是随着欧美降低对中国投资的壁垒，加大招揽中国投资的力度，近两年中国对发达国家和地区投资流量正在爆发式增长，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纷纷加大力度招揽中国投资。中国愿意通过进口和对外投资方式让贸易伙伴赢得机会分享繁荣，也有理由希望其它国家投桃报李，对中国人员、商品和资本给予公正的待遇。尽管中非贸易在2012年中国外贸总量中占比不过5.1%，对非投资在2011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占比只有3.8%，但中国给予对非经贸的重视一向大大超过上述比例。相信拉米多·萨努西先生文章所代表的看法不是尼日利亚决策者的主流，也不能代表非洲大多数国家。

（2013.3.19，仅代表个人意见）

[1] O’Brien Griffiths and Hunt，Political Components of theIndustrial Revolution：Parliament and the English CottonTextile Industry，1660—1774，pp.396-398，p.413；转引自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第76—77页，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